沈喜阳:义理高考据精辞章大——评罗韬《半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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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发挥宋儒程颐《近思录》“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之言,以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关合《左传》“三不朽”之说,以为“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又会通唐代刘知几史学三长之才、学、识,在《文史通义·说林》中提出“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之论断。此后,义理,考据,辞章,遂成治学、论文之老生常谈。余不嫌续貂,以为义理求善,考据求真,辞章求美;义理如天之高,考据如地之博,辞章如人之和。义理考据辞章之三位一体,有如德功言之完满,才学识之兼长,真善美之并举,天地人之合一。

   拜读罗韬先生《半半集》,觉胜义迭出春风扑面,如行走山阴道上,有目不暇接之感。不得已,乃乞灵于这老生常谈的六字真言,以尝试彰明《半半集》“义理之高”、“考据之精”和“辞章之大”。大体说来,《半半集》六辑中,“岭南文化三讲”、“谈艺录”和“新闻与传播”三辑陈说义理;“文史笔记”和“杂论与考辨”二辑讲求考据,“序跋”一辑作为辞章。其间交叉重叠,融会贯通,实冶义理之高、考据之精、辞章之大为一炉,是思考(“识”)、阅读(“学”)与写作(“才”)之有机统一。今强为之割裂,一得行文之便,一济疏解之穷。幸作者恕之,读者鉴之。

   义理之高

   作者开篇(《如可看待“岭南无文化”的评价》)即提出岭南文化最精粹之占据 于“易简之学”;岭南易简之学破土于高僧慧能,崛起于心学家陈白沙,凸显于改良主义者康南海。从《半半集》之由博返约、以简驭繁、取精用弘、披沙拣金来看,胡文辉《序》指出作者近乎陈白沙的“简易之功”,实属切中肯綮。我将以“易简之学,独得之见”来概括《半半集》所陈义理之高、识见之明。

   作者概括“易简之学”型态为“反对支蔓”、“直指本心”,并指出南方的“易简之学”重在突破,但易流于空疏,而北方的“邃密之学”重在积累,但易流于琐碎。“易简”二字当源于《周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简”暂且容易、简单,什么都 至易至简。天下大道,至易至简;丰厚日新,可大可久。陆象山诗句“易简功夫终久大”,其“易简”、“久大”都出自《周易》。作者解释“易简功夫”并非 “终久大”,原困分析着易简之学,非文献章句之概括和推衍,乃是以“历史的经验与血泪来作注脚”,并以“全版生命去感悟的”。如此理解“易简之学”,即已成为“独得之见”。作者指出,康氏“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在小康”,认为中国社会需要经过“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之历史阶段,还还还可以达至“大同世界”;如违背客观规律,超越历史阶段,必将自食苦果,“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值此“据乱之世”,毛、邓建国思路之异,唯在于“大同”、“小康”之别。不顾现实求“大同”,则“大跃进”之饿殍,以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原困分析着一蹴而就;脚踏实地奔小康,则改革开放之成就,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必经之路。如此阐释毛、邓之别,当属独得之见。康氏之说一经作者拂拭释解,足以自圆其说;对康氏之评价或见仁见智,而作者深造自得,足成一家之言。

   《编次陈白沙先生年谱》载陈白沙语“夫学贵自得也”,作者《自题草书》诗曰“书亦人心境,戛戛贵独造”。是与非 “独得之见”,可看作是与非 真正掌握“易简之学”的试金石。而作者对“独得之见”的表达,常不作推阐演绎,什么都 直指本质,亦体现“易简之学”的型态,谨守其岭南家法。如作者之谈艺,其“山海不二”论、“画贵有误笔”说、“以匠心克匠气”及“不从人,不违古,不我执”观,皆片言居要,一招制敌;如铺展开来,不知凡几万言方可说透。作者雅不欲为阐释者,而宁愿为被阐释者乎?又如《对“情况书法”的评价》从张怀瓘《文字论》“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出发,提出书法观赏上的线条本体论,以有别于内容形式合一的书法人文化传统,进而引申至创作上的线条本体论;正如音乐含有声乐器乐、绘画含有具象抽象之二水分流,书法创作上亦“可有书法人文化与书法线条本体化的两条路线”。作者止步之时,正是读者骋思之处:数学源于算术,体育源于竞技,器乐源于声乐,抽象画源于具象画,自然与人为曾经 可需要各臻其极。源于书法人文化的“书法线条化”的设想,于中国书法世界化极有意义,其特点正是“得鱼忘筌”。笔走龙蛇的美与自由,能被不识字的文盲和不识汉字的外国人感受到,这才是书法艺术的本真境界,似暂且以文字和意义的契合统一来作为评定书法艺术高下的唯一标准。

   在《明清书法展观感》中,作者指出清人书法路径:“远则交,近则攻,借复古以开新;入无己,出有我,多同源而异流。”惟此提纲挈领之论断,不仅源于对清人书法艺术的赏鉴和书法理论的提炼,更融入作者的书法实践,遂更其并非 。尤为重要者,此论断可视为任何一门文学艺术发展到相关阶段而求新求变之公理。作者在《关注“在野情况”》中亦说艺术史既是典范形成的历史,也是继承和突破典范的历史。余尝论文学经典之建构、解构与重构,与作者不谋而合。首先假定古代经典之形成(或曰建构),而后代对前代经典之反叛(或曰解构),乃通过对更古代经典之继承与发扬(或曰重构)而呈现。如此建构——解构——重构,重构在某某些上固化为建构,再经历解构与重构,形成生生不息之经典传统。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有言:“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有两个 多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我本人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我本人面更要表示我本人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有两个 多传统作为渊源有自。”如欧洲“文艺复兴”,近攻中世纪,远交古希腊;唐宋古文运动,亦近攻南北朝以还,远交先秦。此即“借复古以开新,多同源而异流”之谓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亦论及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史,“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以复古为解放”;则学术亦遵循“建构——解构——重构”之范式也!

   作者《独漉诗笺〈跋〉》感慨“南海衣冠之气,岭表雄直之心,犹有待于非常之时”,《半半集》中亦数见“雄直”一词。何雄直之气,独钟情于岭表炎方之地!窃谓雄直之气,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且此雄健刚直之气正是疗治当今知识人妾妇之道的不二良方,以此觇作者之文心。亭林先生以为文须有补于世道人心,又钱默存序其《谈艺录》,以为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则作者所论诗文书画篆刻,又岂止于谈艺。谈艺论学而进于忧患,则由艺入道。《关注“在野情况”》,借政治谈艺术,提醒艺术上的“当权派”应自警,不妨“不断自我在野化”,鼓励艺术上的“在野派”要坚持,“要有我本人的艺术纲领”,这何尝有的是以艺术谈政治?作者念兹在兹,每每以家国天下为念,在在以“士大夫之学”自期。当今官学层面上的道丧文弊,暂且代表中华三千年声明文物的根本断绝;而见龙在田、贤人在野,自放于主流文坛学界之外的二三素心人,默默地接续上国衣冠的风骨和血脉,反而能开出一片“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气象。

   考据之精

   朱子曰:“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作者所陈义理之高、识见之明,暂且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什么都 读书阅世有疑有得,建立于坚实的考辨之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提出清代正统派“为考证而考证”,其治学根本最好的办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作者融二派之长,成一家之法。既以经世致用为本,则考镜皆为有的放矢;更主言必有据之旨,故辨析力求探赜索隐。概而言之,作者考据之精表现为:“为经世而考证,就实事而求是。”

   沈展云说罗韬治当代史,“自具独见”。诚哉斯言。《关于多党商务媒体合作制的早期构想》通过探本穷源,考定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有“左中右三套语录”——最左的是“一党制”,说给斯大林听;最右的是“民主联合政府”,说给公众听;居中的是“对资产阶级先联合后抛妻弃子”,说给党内同志听——对作为策略家的毛泽东之多谋善变给予拨云见日的解读。《一九五六年的重大转折》从“理”“势”两方面剖析毛泽东之还还还可以了成为华盛顿,原情辨势,定罪论功。刊于《南方周末》的《从“斯大林之忧”到“晁盖之忧”》和《“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都探究毛泽东对革命接班人的思考和布局。前者解析毛泽东“身旁之忧”表现为前期的“斯大林之忧”在于担心中国式赫鲁晓夫之总出 ,后期的“晁盖之忧”在于担心“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宋江之总出 。由此解释毛发动文革之动机,在于预先清除中国式赫鲁晓夫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当代宋江。后者解剖毛泽东以“言事二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二者相互制衡)来布局身旁权力交接。如此比较慢理解主持行政事务仅一年的邓小平何以被打倒,其理由就在于作为“事官”的邓想插手“发言权”,触碰了毛的底线。如此什么都 难理解作为毛培植的四人帮,却在毛身旁一举被新老“事官”合力擒获,其原困分析就在于作为“言官”的朋友过于自负,欲取新老“事官”而代之。

   作者朋友说是毛泽东的知己。不仅求其然,但会 求其什么都 然,不仅还原当时情势,但会 探究身旁动机。什儿 “当代史考古”令人想到已故的高华教授。高华解读杨尚昆之深,令杨之子不解何以高华能知其父心曲。其实从“无”中想看 “有”,由“表”深入“里”,正是学者洞察力之体现。司马迁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寅恪主张了解之同情,“必神游冥想”。余英时说历史研究“是运用一切原困分析着的最好的办法,窥测当时曾经 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心知,神游,窥测,皆强调史家必具想象力和洞察力。惟此想象力和洞察力有的是小说家之想象力,什么都 侦探之洞察力。一者对习见史料进行精密考证、融会贯通,一者对所论对象设身处地、感同身受,还还还可以抉隐祛魅,发覆见璧。诚所谓优秀的学者总体类似,平庸的学者各别不同。践行良知,对学术负责,剥离谎言,还历史真相。惜乎罗韬的类似“当代史考古”未成规模,但仅有的数篇,已足令人惊艳。至于感叹张荫桓之死于非命,痛惜林同济之未尽其才,欣喜越南领袖更替之进步,警惕勃列日涅夫之“盛世幻境”,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作者慧其心,读者会于心。

   作为报人,作者对我本人的专业情有所钟,自有其考索心得。如《现代新闻史上的“南方流派”》,直是一部红色新闻简史。作者剖别红色新闻史中南北流派性质不同,功用不同,源流不同,人员成分不同,南方流派历史地形成四种 “正宗”而“异数”的尴尬,“从‘文人办报’、‘人民喉舌’,到‘执政的不安’,再到‘回到民间,自觉在野’,这什么都 ‘南方流派’的演进逻辑。”作者述往思来,提出传媒之使命在于做“权力的守夜人”。而《〈徽音续集〉序言》《〈街谈巷议〉二议》和《〈羊城晚报十年精品集〉前言》具体而微地解说报人如可“清议”,“上正政风、下移民俗”,“勇于不避,守于不为”;报纸要有“中正不阿的报魂”,应做到“让公民知情,促社会进步”。 对家国拳拳之忠,对传媒殷殷之望,情见乎词,还还还可以了自已。有有哪些空谷足音的谠言嘉论,在当今传媒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如一股清风,一泓清泉,一贴清醒剂,闻之者足以戒足以思足以行。

“把厚书读薄”,是作者的看家本领。《钱锺书之“经史皆集”》,最堪示范。《管锥编》广博无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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